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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文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不懈奮斗一生的故事

        作者:程 煒 王 靜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20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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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厥文(1895—1989),又名胡保祥,江蘇嘉定人。他出生在外受帝國列強侵略和掠奪,內受封建主義腐朽統治和盤剝的舊中國,國家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人民瀕于絕境。胡厥文立志愛國報國,選擇了實業報國之路,在上海創建了新民機器廠等一批企業。當日寇入侵,民族危難之際,積極投身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為保護我國民族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勝利后,他和黃炎培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了民主建國會,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和發動內戰,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新中國的主張,為推翻三大敵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建國以來,他擁護共同綱領,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歷任主要職務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民建中央第三屆主任委員、四屆中央主席,四屆、五屆名譽主席,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四屆、五屆、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孫起孟同志在悼念文中高度概括了胡厥文的光輝一生,指出,“他為國家民族命運前途奮斗了近一個世紀,為振興民族經濟拼搏了七十年,領導中國民主建國會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風雨同舟戰斗了四十余年。”胡厥文在民建會內和廣大工商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踐行民建工商聯提出的“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的楷模。下面我們講述他為國家、民族、人民利益不倦奮斗人生中幾則動人的故事。

          青年時代立志“實業救國”抱負,提出“外國能造的,新民廠也能造”。

          胡厥文青年時代起,熱愛祖國、志存高遠,立下誓言:一不做官,二不執教,以實業救國。1918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工業專科學校機械科。為了學以致用,他決心到工廠去,從一名學徒工做起。進了國內最大工廠——漢陽鐵工廠。廠長考慮他是從大學畢業的,安排他擔任幫工程師(相當于現在的助理工程師),但被他拒絕了,他提出要當一名學徒工。理由是,當學徒工可以放下架子,不懂就問,更能學到東西,若當幫工程師,不容易接觸實際,還不好意思問別人,不懂裝懂是學不到真東西的。他向廠長再次表明先當學徒工的決心,得到了批準。他先在機械股當了一名鉗工,后調到化鐵股當了一名化鐵工。在工作中不怕累,虛心向工人師傅請教,學到了技能,他深感補上這一課很重要。

          后來他離開了漢陽鐵工廠,又到上海同濟醫工專實習工廠繼續實習。1922年,上海新民機器廠開工了,他回到自己經營的工廠。開始實業家的生涯,他始終把辦企業同個人的發展和富國利民聯系在一起。口號是,“外國能造的,新民廠也能造”。他用心吸收先進技術,研制仿造新產品。他的產品以質量上乘、價格低廉受到用戶的歡迎。

          在新民廠對面,有一家外資企業英道洋行投資的藍格子木廠,經理是華僑,一天來新民廠參觀時,無意中講到他的企業要增添一部大型立式鋸木機,“但可惜你們不會造”。胡厥文聽后,對這位華僑經理表示,“我們能造!”“我不要你的定金,機器造好后為你安裝試用,假使能和外國機器一樣,你可照洋貨的8折付款,假使不能使用,你把機器砸碎還我,怎樣?”在這樣豪爽自信的保證下,雙方簽下了合同。胡厥文組織工人師傅測繪研制,并對使用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改進,按期交了貨。試車結果證明,新民廠制造的這臺鋸木機性能極好,功效提高了5%,而耗電只有原來的80%。新民廠也自此贏得聲譽,名噪一時。但胡厥文并沒有滿足于個人的成功,為了帶動上海機器制造業的共同發展,他發起成立了同業公會組織,以加強互助合作。1927年,上海機器制造業同業公會成立,他被公推為同業公會主任委員,后來連選連任長達10年之久,在同業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在國難當頭時刻,他蓄須以記國難,帶頭作出兩項愛國壯舉,在民族工商業抗日戰爭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銳。1932年日寇又發動“一二八”淞滬戰爭,打亂了胡厥文一心要實現的“實業報國”夢想。此時,他感到“國難當頭,焉能安業” ?于是他團結同業,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做出了兩項驚人的愛國壯舉。其中之一是,在淞滬抗戰中,他動員組織幾十家同業工廠,拆遷機器到滬南市郊建立臨時工場,趕制手榴彈、炮彈、地雷、水雷,支援前線守軍。幾十天來,他日夜奔忙,無暇理發剃須,竟至鬢髯盈頰,大家尊稱他“胡子”,他索性蓄須以記國難,并表示,要待抗戰勝利了才剃。在工商界中有些人聽說要打仗了,首先想到的是避難,找一個安全地方躲避戰亂,保護好自己,象胡厥文這樣不但不避難,反而挺身而出,逆行而上,與日寇斗一斗,是很少有的。那樣做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和付出多大的代價啊!

          之二是,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胡厥文見到日本軍國主義氣勢洶洶野心很大,而蔣介石卻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對日寇進攻抵抗不力。他預見江浙滬一帶不久將失守被日寇占領,這樣大批工廠設備將落入日寇手中,經濟損失會很大。胡厥文心急如焚,他服從抗戰需要,不顧個人安危,積極參與發起成立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他被推舉任理事長,組織江浙滬寧百余家民營工廠內遷壯舉,并帶頭把自己所有的企業遷往內地。隨遷的設備物資由重慶民生輪船公司負責承運,內遷途中,歷經千難萬險,上有敵機轟炸,下有日軍追擊,民生輪船公司16艘貨船被炸沉炸毀,116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胡厥文的長城磚瓦廠和新民湘廠在遷移中損失殆盡,但他置個人利害于不顧,心里裝的是國家民族的需要。內遷共有146家工廠,1.46萬噸物資和2500多名技術人員,涉及機械、造船、紡織、煉鋼、化工等重要行業。這次史無前例的民族工業大遷移成功,使這些人力、物力資源沒有落入日寇手中,而成為抗戰時期后方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在軍需民用的生產供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愛國民族工商界的偉大壯舉,譜寫了我國抗戰史上的光輝一頁。董必武以“在極艱難的條件奠定新中國工業基礎”的題詞,高度評價了廠家內遷工作。

          在抗日戰爭中,民族工商業遭受戰亂和洋貨傾銷摧殘,許多企業奄奄一息,難以生存。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推諉責任、見死不救,他率團“智斗”行政院長。

          胡厥文說,抗戰時期,民族工商業家前赴后繼,為支援抗戰付出巨大犧牲,而民族工商業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當局種種限制,抗戰勝利天亮了,但在我們面前都是一片黑暗。胡厥文心中憤憤不平,他見到的是,國民黨政府不顧民族工商業死活,一方面允許美貨大量傾銷,一方面又取消訂貨合同,停止貸款,停止原料供應。政府大小官員到處“劫收”,大發“勝利財”,甚至借接收敵偽財產之機侵吞民族工商業者的資產。致使一些工廠陷入難以生存的絕境。據遷川工廠聯合會統計,原有會員390家,現只剩下100余家,開工的僅有20家。

          胡厥文決心要在政治上同蔣介石“斗一斗”,在重慶組織工商界108人請愿團,每人左手佩戴請愿團標記。他們先是找蔣介石,蔣把責任推諉給行政院,于是代表們轉向行政院宋子文請愿。宋子文獲知此事,想從后門溜走,但請愿團事先料到,早已派人守候。宋子文只好同意接見10位代表。大家公推胡厥文、吳蘊初、泮仰山、顏耀秋、吳羹梅、胡西園、章乃器、莊茂茹等為談判代表。宋子文說,“你們來個三嚇頭,嚇不住我”。胡厥文說,“我們來的是經理廠長,都是文縐縐的,不是三嚇頭。此番是來告訴你工商界的困難情況,和你講明道理”。宋子文說,“你們的情況我都不知,你們對我講,真是對牛彈琴”。幾位代表聽了好氣又好笑,對宋說,“院長未免太客氣了,我們早有呈文給你,按理說你應該早經看過”。宋子文說,“我實在一無所知”。代表們責問他,“你既然一無所知,為什么把我們的合同一概取消?我們工人職員都要吃飯和養家糊口的,你既然取消合同,現在該想補救辦法”。宋無法解答,只得說,“我不清楚,必須待翁文灝副院長回來給你們解決”。代表們只得退出行政院。

          重慶新華日報、商務日報等媒體對此事作了詳盡報道。在社會各界大力支持和聲援下,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批準發放緊急貸款50億元。代表團成員與行政院長宋子文的這段對話,顯示正義在工商界一邊,宋子文無言可答、狼狽不堪。使大家認清了國民黨竭力維護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利益,排擠打擊民族資產階級的真實面目,對蔣介石感到極度失望。

          胡厥文和黃炎培一起,為爭取國家光明前途,在和平建國中能發揮積極作用,共同發起成立民主建國會。他為民建會的創建和發展嘔心瀝血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胡厥文與黃炎培在一起

          1945年8月,黃炎培偕同楊衛玉在重慶專訪胡厥文前,剛從延安訪問回來。兩人對時局認識和組建一個新的政黨都取得了共識。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呢?這與黃炎培訪問延安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有密切的關系。黃炎培等6人是以“國民參政員”身份,應中共中央邀請為促進國共兩黨繼續和談。黃炎培在延安短短的5天時間中,見到了解放區與國統區完全不同的新氣象,親身感受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實施的政策,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愛戴和擁護。見到解放區社會風氣很好,沒有一寸土地荒蕪,沒有人閑蕩著,軍政關系、軍民關系親如一家。特別是與毛澤東主席一次促膝長談,毛澤東回答了他如何跳出興衰周期率的提問,使他受到啟示和教育,從內心產生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敬心情,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可以依賴和合作的。延安之行增強了黃炎培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胡厥文也是如此,在重慶時期,他有機會見到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鄧穎超等中共領導人,聽他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講解黨的建國方針政策,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堅定了他跟著共產黨走的信念。胡厥文說,“馬克思主義我不懂,但共產黨主張民主,立黨為公,不謀私利,吸引了我。我原以為共產黨同民族資產階級總是勢不兩立的,但后來了解到中國共產黨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以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且可以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黃炎培、胡厥文共同的理想使他們選擇了共同的政治發展道路——組建一個既能在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作用,又能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組織“民主建國會”。

          在兩人商談中,胡厥文出了很好的主意。他說,“工商界不能只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政治地位”“工商界目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長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還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參加,把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經商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參加籌備工作。在三個多月時間里召開了24次籌備會議,完成了文件起草、人事協商等各項籌備工作,胡厥文積極參加會議并提出意見建議。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從此,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民建提出的政治主張,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治綱領精神相契合,因而從民建發起籌備到成立,始終得到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派員和民建保持經常性聯系。新華日報報道了民建宣告成立的消息。

          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在斗爭中加強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經受鍛煉和考驗,為推翻三大敵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與建設為宗旨,為推進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積極投入愛國民主運動,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但同時也與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國民黨反動派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蔣介石發動內戰遭到失敗后,必然會對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運動實行更加殘酷的鎮壓。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和重慶校場口、南京下關慘案就是例證。在如此嚴峻形勢下,胡厥文沒有退縮一步,他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積極投入這場生死斗爭,一個個事件接踵不斷。

          如1946年10月,上海民建會員33人,會同上海各界人民團體發起舉行李公樸、聞一多烈士悼念活動,民建捐贈30萬元作為紀念活動經費。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參加悼念活動,胡厥文主持公祭儀式。

          1947年6月,上海數百名百貨業青年職工,在南京路勸工大樓舉行“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委員會”成立大會。大會尚未開始,就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數十人被打傷,永安公司職工梁仁達被當場打死,造成“二九慘案”。民建發表嚴正聲明,并發起組織“二九慘案”支援會,捐款20萬元。

          1947年5月,民建邀請百余位工商界人士舉行“社會危機檢討會”,揭露蔣介石欺騙民眾,把物價飛漲和社會動亂歸罪于學潮、工潮。馬寅初、章乃器、胡厥文等人應邀出席,在會上嚴正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內戰造成的,如果人人都能安居樂業,當然不會發生學潮、工潮”。

          1947年10月,國民黨內政部悍然宣布民盟、民建等組織為“非法團體”。為保存實力,民建總會決定由公開活動轉向秘密的地下斗爭。民建在滬會員編為若干小組,由民建臨干會負責單線聯系。活動地點選在盛丕華經營的紅棉酒家、上元公司,胡厥文、包達三、王良仲等人住宅、同業公會會所。以“星四聚餐會”名義進行秘密聯絡,交流情況、商討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人民“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23日,民建在滬秘密舉行常務理監事會議,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盛丕華等人參加。會議一致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派章乃器、孫起孟為民建駐港聯絡代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是民建前進道路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臨近全國解放前夕,形勢更為嚴峻復雜,蔣介石如同困獸在作垂死掙扎,逮捕、槍殺了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將黃炎培等人列入暗殺名單,在中共地下黨的保護下,黃炎培和家人巧妙擺脫特務跟蹤,秘密離滬抵達香港,后轉去解放區,他將上海民建工作交給了胡厥文、黃競武等民建臨干會同志。黃炎培抵達北平后在電臺發表講話,號召上海工商界和民建組織堅持斗爭,保護工商企業,配合人民解放軍,迎接大上海的解放。胡厥文作為民建留守上海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處境十分危險。他根據當時上海解放已成定局的形勢,和臨干會同志一起草擬了“民主建國會歡迎解放軍的宣言”和“告會員書”,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準備。自此以后,他食宿無定、工作游擊,行蹤連家人都不知道,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家中。黃炎培去北平后,國民黨特務沒有放過留守在上海堅持斗爭的他的兒子黃競武。黃競武和姜化民兩烈士在黎明前相繼被捕慘遭殺害。

          新中國成立后,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投身各項政治運動,帶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號召工商界現在是為四化建設服務的黃金時代,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氣用出來。

        1956年1月20日,民建上海分會主任委員盛丕華、副主任委員胡厥文(左二)、榮毅仁帶領工商界代表參加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大會。

          1949年9月,胡厥文代表民建界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了《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重要文件起草和決定,還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見證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和新中國成立,他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投入了新中國建設事業。

          組織工商界同仁學習黨和政府方針政策,他以寫文章、作報告形式宣傳《共同綱領》,鼓勵工商界愛國守法、積極發展生產,為恢復國民經濟和經濟建設作出貢獻。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他提出有關工業標準化的提案,這是國民經濟的一項重要基礎工作,他的提案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1953年,胡厥文(左四)率團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

          抗美援朝開始,胡厥文受祖國人民委托,擔任赴朝慰問團總團副團長,他不顧個人安危,在朝鮮戰火紛飛之時到部隊駐地和戰壕中慰問志愿軍,他說,“志愿軍在艱苦環境下英勇作戰,使敵人止步于三八線外,在歷史上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深深地教育了我”。他深感,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國家不可能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獲得真正的獨立,深感人民力量的強大。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堅信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是康莊大道,帶頭提出公私合營申請,并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親身體會向工商界進行宣傳。厥老在工商界中威信很高,他的言行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厥老擔任兩屆民建中央主席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正是“四人幫”打倒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他滿腔熱情投入了改革開放的熱潮,以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精神向黨中央提出意見建議。如1979年1月,他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五老”座談會,坦誠地提出,“原工商業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工商界心有余悸”“挖掘人力潛力,光靠統戰部和民建工商聯來做是不夠的,需要黨政主管部門共同來做”等意見。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他和胡子昂聯名向中央領導提出“要加強統戰理論、政策的再教育,肅清‘左’的流毒和影響”等四點意見。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就整黨問題聽取黨外朋友的意見,厥老向中央提出“進一步明確‘精神污染’的界限,‘精神污染’究竟指什么,許多人并不清楚,他建議應該用我國憲法條文的規定來表述,杜絕國內外敵對分子的造謠惑眾”等三點意見。厥老是黨的諍友摯友,他提的意見建議中肯,受到中央高度重視。

          厥老在積極參政議政同時,十分重視加強民建會內思想建設。1979年10月,他在民建全國三大工作報告中,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引領全體會員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獻計出力,在全會掀起了為四化建設服務的高潮。1985年12月舉行的民建成立40周年紀念大會上,厥老在報告中把“堅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同黨密切合作、一同前進,堅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總結為民建三大優良傳統,高度概括了民建40年來基本經驗中最本質的內容,號召會員要繼承發揚會的優良傳統,推進民建事業與時俱進。

          厥老辦事認真,工作踏實。在人民大會堂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五老”火鍋宴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工商界的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的指示精神。這時,醫生告訴他的胃部有癌變。厥老很坦然,一邊抓緊治療,一邊繼續工作。他約見來京開會的上海、江蘇民建工商聯同志,提出“現在正是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做貢獻的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勉勵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氣用出來”。他的語重心長發自肺腑之言給與會同志以莫大的鞭策。厥老做了手術后不久利用去南方休養的機會,專程去常州市考察工業發展情況。結束后,他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寫了信,報告常州工業發展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隨即胡耀邦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厥老從考察常州市工業入手,提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厥老是黨外人士,年近九十,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厥老雖年邁有病,仍然極為關注國家經濟建設。一次,他在北京參觀某大型工廠時,在一臺機床旁停下腳步,順手拿起一只加工過的零件,仔細瞧瞧,以他從事機械工業幾十年的敏銳目光,當即指出這是一個不合格的次品。深有感慨地說,“這么先進的設備,不應該生產這樣的產品。”爾后,厥老致函姚依林副總理,提出了要重視工業企業機器設備保養維修的意見,很快他的建議被采納。1982年5月,國務院成立了中國設備管理協會專負其責,民建工商聯也設立了設備管理咨詢機構,協助政府做好此項工作。

          厥老一生光明磊落,愛憎分明。他痛恨“四人幫”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熱愛共產黨,對毛主席、周總理十分敬愛,稱他們是政治領路人,當得知兩位領導逝世的噩耗,他痛哭流涕,十分悲痛,賦詩寄托哀思。他廉潔奉公、生活簡樸,嚴格教育子女。他的三個兒子參軍,獻身國防事業,從不以私利而犯公益。他勤奮學習,認真工作,注重道德情操修養,在民建會內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厥老對中國共產黨無限忠誠,模范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又能肝膽相照向黨提出意見,做黨的諍友。這是由于他在長期斗爭實踐中,認識到共產黨人坦蕩胸懷、平易謙和和實事求是精神,使他進一步相信,共產黨確是一心為人民、忠于國家的,從而樹立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仰,改變了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堅定了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

          在《胡厥文文稿選編》中,有一篇記錄了他在1955年全國工商聯一次執委會議上的發言,厥老說,“我痛恨國民黨,在當時只是痛恨他的腐敗,恨他無能,恨他不爭氣,但又不想推翻他,還是把他當成‘正統’,對他有幻想。”“解放前夕,我思想上一方面想早點解放,共產黨早來點,一方面又認為共產黨來了以后,我是一個資產階級,一定要被‘共’掉。后來再想想,我愛我的國家,多少年來曾為祖國的命運擔過心,也曾為他出過力,希望他能擺脫噩運。我認為,只要國家好,有了辦法,即使個人犧牲也是值得的,因此我歡迎共產黨早點來解放我們。實際上,也談不上對共產黨有真正的認識。”厥老講了他接受共產黨領導,經歷了激烈思想斗爭的過程,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是要有政治勇氣的,這也正是他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的生動體現。

          厥老說:“我這個人,秉性倔強,誰都不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吃這一套,所以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

          今天,我們以講民建先賢故事形式,弘揚厥老一生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不懈奮斗的革命精神,與中國共產黨長期親密合作、模范執行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崇高思想,目的是向他學習、向他致敬,走好今日我們的長征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充分發揮民建特色和優勢,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為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勝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責任編輯: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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