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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膽相照“病榻對”給我們帶來的思想啟迪

        ——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

        作者:毛韜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20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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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言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70周年,也是民建提出將“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寫進憲法”的26周年,更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的“新型政黨制度”的一周年重要紀念日子。我們在這些相互關聯的重要紀念日子里,認真回顧整個有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創造和培育的過程,發現曾經有過一個肝膽相照“病榻對”的重要細節,它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創造和培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進作用,這就是在36年前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由此而言,民建對創造和培育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出非常重要的歷史貢獻。

          這個有關探討“病榻對”課題,雖然題目很小,但是寓意卻十分巨大。它通過兩位老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病榻對”一番談心,折射出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團隊,能夠“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能夠“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深刻問題,并且作出了很好的解答,從而進一步詮釋“十六字方針”的重大現實意義。

          同時,它亦對民建在10年之后能夠進一步提出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國家憲法,起到了最初“病榻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同心同行奠基作用。

          所以講那一段至今仍鮮未人知的先哲“病榻對”,猶如“星星點燈”那樣,讓民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的集體趕考征途中,努力發揮出參政黨應有的積極作用,為共同構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出了歷史性的特殊重要貢獻。

          換言之,如果沒有這一次肝膽相照“病榻對”的話,那么,可能也較難促使民建提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入憲的建議。而民建這個很好的建議,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由此可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立的一條路徑: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十六字”方針→肝膽相照“病榻對”→民建提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入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70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重要日子里,重溫光輝歷史,弘揚優良傳統,對于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主題教育活動,有著極其深遠的思想政治教育意義。

          在這里,我們講一段有關李維漢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一一“病榻對”的動人故事,來紀念我們的共和國誕辰70周年、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70周年,并且深切緬懷李維漢和孫起孟等老一輩革命統一戰線的摯友們為我們共和國成長和崛起所作出的不朽功績。

          本理論研究課題論述四大要點:

          一、肝膽相照“病榻對”之由來

          二、肝膽相照“病榻對”之真摯

          三、肝膽相照“病榻對”之討論

          四、肝膽相照“病榻對”之貢獻

          (一)先哲“病榻對”精神詮釋了“十六字方針”的深刻含義

          (二)先哲“病榻對”意志奠定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入憲根基

          (三)先哲“病榻對”思想形成了民建發展和進步的內源規律

          關鍵詞:先哲“病榻對”、十六字方針、多黨合作入憲、新型政黨制度

          一、肝膽相照“病榻對”之由來

          201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筆者參加了民建上海市委舉辦的“參政黨建設理論研修班”學習。在學習聽課中,我聽到授課導師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秘書長兼四局局長張獻生講到,李維漢是中共最早提出“民主黨派是社會主義的政黨”的觀點。為此,筆者特地查閱了《李維漢文選》,他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文章中寫道:“各民主黨派均對一定的社會階級或階層,主要對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階級聯盟的性質,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過去它們有過不同程度的參加民族民主運動及同我黨合作的歷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后,它們都參加了民主聯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綱領為自己的綱領,并接受中共領導。這就說明了它們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在黨的八大上,李維漢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就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他肯定了“民主黨派的政治面貌和組織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實際上已經成為所聯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勞動人民的政黨,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的觀點。由于他提出了這個思想觀點,所以從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北京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作為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遭受了錯誤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中央統戰部在部務會議范圍內開展了政策、思想檢查,特別是對李維漢自1956年以來所提出的統戰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理論觀點,進行不點名的批判。會議先后開了40多次,歷時半年之久。

          但是,在這個動蕩年代里,李維漢始終將黨的事業放在首位。他在1979年的平反大會上,他建議大家,一定要有全局觀念,將全部心血傾注在現代化建設上,不要背著過去被迫害或者是成績的包袱,要輕裝上陣,總結經驗,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此時,李維漢已是83歲高齡,他不顧年老體衰,依然關心黨和國家的工作,哪怕需要依靠安眠藥維持睡眠、極度疲勞,依然嚴肅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黨盡一份力”。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它證明李維漢的思想觀點是正確的。這也就成為今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70年來“不忘合作初心、久久礪煉為功”的一個起點。從這個起點開始,李維漢同志始終與廣大民主黨派的同志們同呼吸、共命運,始終與廣大民主黨派的同志們“肝膽相照、攜手前行”。而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孫起孟之間那一段感人肺腑的“病榻對”重要討論,不僅僅是他們兩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交流了彼此思想,更是具有著從對“中國民主黨派一一非社會主義”的最初定性,一直到今日已經正式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界定整個歷史過程的重新加以思考的重大意義。

          2017年至2018年,筆者晝夜伏案撰寫《民建思想啟示錄》(民建思想寶庫叢書)期間,靜心閱讀了民建黃炎培、胡厥文、孫起孟、成思危、陳昌智等5位民建領導人的全部著作。然而,當我閱讀《胡厥文文選》和《孫起孟文選》的時候,其中閱讀到孫起孟就李維漢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90周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的文章,談及中共如何與統一戰線中的民主黨派相處個別文字段落的表述,進行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洽商探討,充分體現出我國統一戰線友黨之間的深厚情誼,以及這兩位前輩先哲之間的人格魅力,頗為真摯且十分感人。

          由于此段有關“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等重要文字記載和理論學術研究,尚屬我國統一戰線理論學術界首次探討。但是,它卻真實揭示了當時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尤其是在“文革末期”還遺留下來的一些有關“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意識形態禁錮還沒有完全打開。當時,這一篇以“李維漢署名”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重要文章,發表在1983年9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雖然是以李維漢署名,但是實際執筆撰寫者并不是李維漢本人,因為當時他本人已身患重病,正在住院治療,所以由其他幾位同志代為執筆撰寫。當然,那幾位代為執筆撰寫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也并不是憑空捏來的,而是根據李維漢同志在1950年3月21日發表的一篇題目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文章的相關文字加以論述。在這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道:“統一戰線中的重要政策問題之一,是怎樣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既團結又斗爭的問題……。我們的策略應該是既有團結,又有斗爭,團結他們,加以改造,做到仁至義盡,并應該是爭取多數,孤立少數,盡可能多地改造能夠改造的人。這樣作,便能夠更有效地縮小敵人,穩定中間,教育群眾。”所以在1983年9月20日《人民日報》上以李維漢署名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文章中寫有一段如下的文字:“又聯合又斗爭是毛澤東思想關于統一戰線的根本策略原則,包含在我國統一戰線中的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政治集團和個人,他們之間既在共同目標下實行聯合,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見而存在著矛盾和斗爭。因此,我們的基本政策就必須是又聯合、又斗爭。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在處理統一戰線內部關系中的具體運用。中國革命長期是在同資產階級的復雜關聯中走過來的。因此,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的又聯合又斗爭關系,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該文章還特別引用了一段: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我們黨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之后,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斗爭的政治路線。”當然,這個中共早期統一戰線有關“既團結又斗爭”的理論,最初的確是來自于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論述:“在同資產階級聯盟中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的關系,對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意義重大。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同他們結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同時,對他們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進行必要的斗爭。在大資產階級推行兩面政策時,也應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

          然而,當這篇文章發表刊登在報紙上時候,確實讓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閱讀之后,對黨的統一戰線團隊是一種“又聯合又斗爭”關系的文字表述,感到有些無法理解,也很難以接受。因為早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召開之時,我們國家對過去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已界定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即他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分。

          那么何為“自食其力”呢?即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明代的方孝孺《企高軒記》:“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

          1979年6月15日,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的開幕詞中,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科學界定了中國民主黨派的性質和作用。鄧小平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移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國各民主黨派“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

          對于鄧小平的講話,廣大民建、工商聯成員無不歡欣鼓舞,稱之為鄧主席為我們“脫帽”(脫資產階級的帽子)“加冕”(加勞動者之冕)。當時,胡厥文聽到了鄧小平同志在五屆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開幕詞中莊嚴宣告,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商界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并且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他心里非常激動,他在自己撰寫的一篇題目為《自強不息振興中華——慶祝新中國誕生35周年》文章中寫道:對此,我們全體工商界同志莫不感到歡欣鼓舞。進入新時期以來,民建、工商聯的廣大成員以“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為行動綱領,用“老牛明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的革命精神,發揮我們的生產經營特長,開展了經濟咨詢服務、工商專業培訓等項活動,熱情積極地為四化服務,受到黨和政府的鼓勵、表揚。我們感到,現在是我們為國家建設服務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暢的時期,我們所以能夠有今天,全賴中國共產黨領導有方。我們永遠不會忘記30多年來黨的教育、幫助,深深感激和懷念為我們的新生而付出巨大心血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我今年已經89歲了,覺得身體蠻好,心情舒暢。我還有這么一個“野心”,活到106歲,活到2000年,親眼看一看實現了翻兩番宏偉目標以后的更加燦爛奪目的社會主義中國!

          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所作開幕詞這段重要講話,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關系的科學論述,為新時期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各民主黨派的發展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因此,在4年之后,在我國最重要的一份報刊《人民日報》上刊登文章,再次提及“又聯合又斗爭”關系之時,顯然就會讓許多民主黨派同志產生了一些想法和顧慮了。此時,為了這個是否再合適使用“又聯合又斗爭”關系的文字表述,民建的孫起孟同志就主動與當時已患重病住院治療的李維漢同志作了很好的思想溝通。由于他們之間非常坦誠地相互交換了意見,不僅為我們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團隊留下一段可以傳世的歷史佳話,亦使我們黨的“十六字方針"能夠突破“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某些“左傾”思想禁錮所束縛,從而使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十六字方針”真正做到深入人心、印入人心,并且落地、生根、開花和結果。

          二、肝膽相照“病榻對”之真摯

          當時,參與對此問題“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洽商討論的兩位先哲是李維漢同志和孫起孟同志。這兩位革命先賢曾經在一起合作共事,雖然兩人在工作上是處于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但是他們發自內心非常真摯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情誼,已經留給我們后人們令人感動的一段段美好的佳話。他倆的生平情況如下:

          李維漢,又名羅邁,湖南長沙縣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他與毛澤東、蔡和森等校友結識,并一起創建了新民學會。1919年赴法國留學,后來他參與中國共產黨歐洲支部的籌建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八七會議后,李維漢一度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

          1948年,李維漢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直至1964年底,主管中共中央的統戰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秘書長,負責政協代表的提名。他經過廣泛聽取意見,反復醞釀,提出了一份由各黨派、區域、軍隊、人民團體和特邀代表等5個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組成的名單,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贊賞,稱贊說“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天書”,李維漢“出的力最大”。同時,李維漢還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具體籌劃。毛澤東曾對新中國成立后是否實行聯邦制的問題向他征詢意見。李維漢提出的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自治地方制的建議,經中央討論,作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列入《共同綱領》。1949年10月21日,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1951年5月,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權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進行談判,達成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李維漢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主要著作有《李維漢文集》、《回憶與研究》。李維漢在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時期,與各民主黨派同志團結友好、肝膽相照,他們之間的深厚感情,我們在民建胡厥文和孫起孟留下的文稿閱讀中,就能深切領略一、二。李維漢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工作期間,他與孫起孟在一起工作,兩人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級關系,更是非常好的摯友。

          孫起孟,安徽省休寧縣人,他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的卓越領導人;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孫起孟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亦是民建的老一輩領導人,為民建的創建和發展做出過卓越的貢獻。

          讓我們記憶猶新的是,在2012年12月24日下午,習近平、俞正聲、栗戰書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走訪民建中央機關。在陳昌智、張榕明、馬培華等同志的陪同下,習近平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首先參觀了民建中央會史展覽館,在觀看民建會史展覽時,習近平總書記看得非常仔細,當他看到孫起孟同志的照片時,習近平總書記深情地回憶說他的父親習仲勛當年與起孟同志關系非常密切,并且久久凝望著孫起孟同志的照片……。

          有關孫起孟與李維漢之間的真摯友情的故事,我們能從孫起孟所撰寫的一篇題目為《學習李維漢同志的自我批評精神》的文章中讀到如下這段十分感人的文字。孫起孟寫道:“從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以來,我長期在李維漢同志的領導下工作。我從他那里學習到很多很多的東西,我一直把有幸和他共事看作上一所大學,學習做事、學習做人、特別是學習做統一戰線工作。他留給我最深的印象不只是一位卓越的領導者,而且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明師,對我來說,他既是良師,又是嚴師。今年是李維漢同志逝世10周年。在此時刻,對他的無限緬懷和由衷崇敬更加涌上我的心頭。在這篇短文里,聯系當前的實際,我只想介紹他的比較突出的優良作風之一:堅持認真的自我批評。就我所見,維漢同志在他的修身、治事、待人之中都貫串一個“嚴”字,從不放松,從不遷就,從不模棱兩可,從不降格以求。由于非常之嚴,在他領導下的干部都有點怕他,但大多數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喜歡接受他的領導,對他與其說是敬畏,還不如說是敬愛更為貼切。他對待非中共黨員人士,同樣沒有離開這個“嚴”字,當然要求、方式、方法等都處理得很適當。所以,已故的黃炎培、陳叔通、胡厥文、胡子昂等人遇到大事難事,第一個想商量求教的就是李維漢同志。陳叔通先生多次在我面前真誠地說李部長是我的好老師。他們人前背后都用“李部長”的稱謂來稱呼他,以表達他們的崇敬和向往之情,正如他們人前背后稱“毛主席”、“周總理”一樣。黨對各民主黨派的政策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李維漢同志是貫徹執行這個政策的楷模。在這一點上,他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由此可見,在許多民建先賢們的心中,李維漢是他們最最能夠講講心里話的摯友啊!

          三、肝膽相照“病榻對”之討論

          當時,有關“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是由于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以作者李維漢署名的文章。當該文章在報上發表以后,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都對該文章中寫道:“又聯合又斗爭”的表述有些不同的商洽和補充的意見。但是,在當時“左”的思想仍未完全清除的情況下,還沒有人愿意直接去找文章作者坦誠溝通交流一下思想。

          然而,如果不作思想交流溝通,久而久之,我們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團隊,可能會出現“敬而遠之,少說為好”的不良情況。

          為此,孫起孟寫了一封信給正在患重病并且已經住院的李維漢同志,十分坦誠地談了自己對文章中個別用詞的個人意見。讓他沒有料到的是,重病中的李維漢馬上親筆給他回了一封信,這讓他萬分感動了。以至后來,孫起孟在他撰寫的一篇題目為《學習李維漢同志的自我批評精神》文章中是這樣寫道:最使我終身難忘的是1983年12月維漢同志答復我的一封信,這年9月20日,他為紀念毛澤東同志90周年誕辰,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的文章。那時他因病住在醫院,一度還報過病危。他以驚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爭,在一些同志的幫助下,寫成了這篇文章。《人民日報》發表后,我讀了兩遍,確是深受教益,感到這的確是闡述宣傳黨的統戰理論的一篇力作,有不少精辟的見解;同時又對文中關于又聯合又斗爭一節中某些看法和表述有些不同的補充的意見。為此,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建議:我的意見如尚有可取之處,可否考慮在今后編入文集時斟酌處理,信末說他可以不看或以后再看。完全出乎我的預料,我很快就收到他親自用墨筆寫的復信,字跡有些扭曲,顯然是在很艱難的情況下提筆的。來信在敘述這篇文章形成的經過以后說,“總之,此文我未能仔細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激。……此外,請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評建議,并加以參考。無論何種意見,請秘書抄一份給我”。信末寫的日子是“毛主席誕辰”。我收信后非常不安,誠恐有損于他的治病,同時為他的這種一貫的堅強的嚴于律己、戰斗不息的精神所深深感動。后來他的病情有起有伏,不料半年后竟永遠離開了我們。現在回顧這一件事,我還十分內疚,懷著痛楚的心情。千言萬語,只能學習維漢同志的光輝榜樣,堅持黨所倡導的自我批評作風,修正錯誤,堅持真理,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此作為對維漢同志的真誠紀念。

          對于孫起孟在他撰寫這段敘述中,我們真切地感受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感情流露和真誠思念。

          有關這段“李維漢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的真切回憶,筆者在閱讀胡厥文的著作中,也找到了非常感人的文字回憶。胡厥文在他撰寫的題目為《李維漢同志的遺澤深入人心》的文章中寫道:“1983年9月,李維漢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一文,這可能是他公開發表的最后一篇力作。起孟讀后,就文中關于又聯合又斗爭的論述提出一些看法同李老商榷,李老那時在醫院里病情略有好轉,不幾日即親筆復函說:“總之,此文稿未能仔細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激。……。此外,請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評建議,并加以參考。無論何種批評意見,請秘書抄一份給我。”當即遵照他的囑咐,向民建、全國工商聯的部分負責同志征求意見,他們認真地進行了座談。當起孟把座談記錄送給李老時,他仔仔細細地看了,對同志們提的意見表示十分尊重,后來并參考前后所提的意見對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補充,使這個問題的論述更加周全。”

          不久之后,李維漢同志因病而去世了。胡厥文在他的文章中寫道:“李維漢同志與我們永別了,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國統一戰線的重大損失,使我們民建會、工商聯的全體同志無限悲痛地感到失一良師,失一良友。幾十年來,李維漢同志在堅持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中,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和優良作風,幫助我們兩會廣大成員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成為光明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正如白居易的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今日他雖月歸碧海,然其遺澤深入人心,將永遠為我們所懷念,激勵我們為完成我國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三大任務而貢獻一切力量。”

          四、肝膽相照“病榻對”之貢獻

          對于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的相互之間的關系,能否使用“又聯合又斗爭”措辭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或者是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可能我們會給出完全不一樣的答案。實際上,正是由于孫起孟等民主黨派老前輩們不但非常敬重于德高望重的李維漢同志,而且即使在“文革”結束不久后“左傾”思潮仍然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能夠“肝膽相照”地與自己最最信得過的李維漢同志說說心里話,這在當時“左傾”思潮仍舊相當嚴重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對民主黨派工作進行撥亂反正,糾正了民主黨派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錯誤判斷,并且根據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的新的變化,指出民主黨派在新時期“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這一論斷同李維漢堅持的“民主黨派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是一致的,與李維漢關于民主黨派“將來可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政黨”的主張也是基本一致的。民主黨派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人民政府工作,標志著我國的民主黨派走上了新的歷史道路,民主黨派已經不再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在野黨、“不合法團體”,而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同擔負管理和建設國家重任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共同綱領》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關系,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政黨格局,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新紀元。

          今天,當我們重讀這一段歷史留下的文字之后,再回顧我們讀到了本文開頭第一章節“肝膽相照‘病榻對′之由來”中所講述李維漢同志在建國初期的文章中寫道:“各民主黨派均對一定的社會階級或階層,主要對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階級聯盟的性質,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過去它們有過不同程度的參加民族民主運動及同我黨合作的歷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后,它們都參加了民主聯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綱領為自已的綱領,并接受中共領導。這就說明了它們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這一段文字之后,我們已經看到了對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的八個民主黨派的性質界定,已經由最初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變為“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同擔負管理和建設國家重任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這個巨大的轉變,無論是對后來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能夠寫入憲法,還是對新時期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十六字方針”能夠真正深入人心,都起著肝膽相照“病榻對”不可磨滅的巨大歷史貢獻。

          可以認為,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之間的重要討論,亦給我們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團隊留下了一段猶如著名“窯洞對”一樣的歷史佳話。

          1945年7月,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對”,所討論的是有關“歷史周期率”的問題。而在38年之后,即1983年12月,孫起孟與李維漢的“病榻對”,所討論的是有關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問題。應該講,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和完善。

          當年的“窯洞對”,黃炎培與毛澤東探討了有關《歷史周期率》問題,提出用“民主的方法”來破除“歷史周期率”的問題。然而,當時的“窯洞對”,并沒有談到“如何民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一直成為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建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病榻對”是對“窯洞對”沒有進一步討論“如何民主”問題的一種延續深入探討,亦是對“窯洞對”提出“民主”這個核心問題的完善和補充。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夠很好解決的話,那么,后來民建亦較難再提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作為補充條款寫進憲法的議案了。

          因此,筆者亦就把它稱之為“肝膽相照的病榻對”。而他倆人留下的這一段傳世且感人的“病榻對”,時至今日,讓我們統一戰線團隊的后輩們重讀之后,仍然感動而流淚,感召而敬仰!因為正是他們這一段鮮未人知的統一戰線“病榻對”,讓我們真正讀懂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的深刻內涵和相印真諦。

          (一)先哲“病榻對”精神詮釋了“十六字方針”的深刻含義

          今日,我們從黨領導的統一戰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的由來加以分析的話,這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也是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基本方針。其基本精神是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擴大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作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然而,這個方針的形成有一個過程。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隨后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定了這一方針。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隨著國內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民主黨派的性質也發生重大變化,各民主黨派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統一戰線內部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致性進一步增強,團結合作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這個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繼續和發展,是正確處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以及統一戰線內部關系的基本方針。其客觀依據是各部分勞動者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體利益的差異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思想,體現了建設高度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則生動地表述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之間彼此信任、真誠合作的關系。由此可見,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確提出“十六字”方針的第二年,即1983年9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有關對民主黨派“既團結又斗爭”的提法,顯然與“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不太協調的,所以才使許多民主人士看到“既團結又斗爭”與“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相關政策提法,幾乎同時出現在重要刊物上,心中對后者實存半信半疑。然而,就在這時候,以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們“病榻對”的一番探討對話,在黨的統一戰線理論上,改變了以住一貫強調的“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從而真正開啟了黨的十六字方針“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新紀元。

          (二)先哲“病榻對”意志奠定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入憲根基

          就是這一段讓孫起孟等民建前哲們刻骨銘心的“病榻對”,才促使孫起孟等民建同志們集體思考,如何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國家憲法的重要問題。在肝膽相照“病榻對”之后的第10個年頭,即在1993年1月,孫起孟邀請一部分會內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的問題舉行座談,隨后民建中央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同年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建議提出,在中共中央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發布后,民建中央表示完全擁護;同時鄭重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寫進憲法。”并提出4點理由: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更有利于其貫徹執行,更有利于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作用;三是政黨體制是現代各國政治制度的基石;四是現在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時機很好,錯過不得。建議提出以后,在3月6日江澤民主持的民主協商會上,孫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民建的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納。

          同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的補充建議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3月18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舉行第二次會議,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建議案提請八屆人大一次會議表決。3月29日,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作為補充條款寫進憲法。憲法的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制度的信念,要求各政黨、各團體和所有公民必須認真遵從。

          2018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在聯組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可以說,這一新型政黨制度“入憲”的根基,來源于1983年12月李維漢同志與民建先哲那一番肝膽相照的“病榻對”的重要討論,亦就是講,正是“病榻對”啟迪了這一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入憲,并且成為了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而今日又由這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發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制度。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制度形成的一個跨世紀的歷史過程和踏石留印:(1)1956年6月,毛澤東同志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一→(2)1979年10月,鄧小平同志提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從而形成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一→(3)1983年12月,李維漢與孫起孟的“病榻對”,夯實了十六字方針,并且促使民建在1993年3月1日正式提出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的建議,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礎一→(4)2018年3月4日,習近平同志又將這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創造性地發展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政黨制度。

          (三)先哲“病榻對”思想形成了民建發展和進步的內源規律

          在先哲“病榻對”之后8年,在新的“十六字”方針頒布7年,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3年之后,即1995年,在民建成立50周年時,孫起孟認真疏理和歸納了民建半個世紀的進步規律。他在“病榻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討論之后,在十六字方針的深入人心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對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行了深刻論述和總結,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堅持把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民建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的基本經驗和民建自身建設的客觀規律,使其成為推動民建不斷進步的重要指導思想。這也是孫起孟主席為民建理論建設作出的卓越貢獻之一,使民建在“政治交接”的理論上取得了主動性,能夠與中共更好的進行合作,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當時,孫起孟回顧了民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豐富和發展的優良傳統后,他強調指出,民建的歷史是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為民族振興、國家富強而奮斗的歷史;是堅持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與黨親密合作、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一道致力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是在革命與建設中貫徹自我教育方針,自身素質獲得提高、與時俱進的歷史。在民建成立50周年紀念大會上,孫起孟發表了《弘揚民建優良傳統,為促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發展而團結奮斗》的講話。孫起孟說,在過去50年里,民建所有歷史成就的取得和優良傳統的形成、發展,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在今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祖國統一的偉大事業中,民建要繼續有所貢獻,仍然離不開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作出的歷史抉擇。在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以及包括民建在內的各民主黨派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顯著的特點和優勢。正確理解和把握這一制度的精髓,是民建發揮參政黨職能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要求多黨合作有更為切實的發展。民建作為參政黨,有責任與中國共產黨一道為發展這一制度作出努力。要不斷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開拓新思路,發展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以擴大和加強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積極推進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孫起孟還進一步強調指出,堅持和發展多黨合作這一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起著決定的作用,同時也和民主黨派的自身努力有著深切的關系。民建要采取切實措施,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持久廣泛地弘揚會的優良傳統,在參政議政、實施監督和發展多黨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

          參考資料

          [1]李維漢撰寫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文章。

          [2]李維漢撰寫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統一戰線》文章。

          [3]胡厥文撰寫的《自強不息振興中華——慶祝新中國誕生35周年》文章。

          [4]孫起孟撰寫的《學習李維漢同志的自我批評精神》文章。

          [5]《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

          [6]《李維漢選集》人民出版社。

          [7]《胡厥文文稿選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8]《孫起孟文稿選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9]《中國民主建國會簡史》,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10]《中國民主建國會概述》,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本文獲2019年民建中央重點理論研究課題優秀成果二等獎)

        責任編輯: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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