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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工商聯籌組前后的章乃器

        作者:王昌范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20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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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時期,中共中央與有關民主黨派協商籌組全國工商聯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幾年,各省市工商聯逐步建立,1951年10月,全國政協常委會經過協商,推定陳叔通、李維漢、章乃器負責推動全國工商聯的籌備工作。陳叔通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維漢是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而章乃器以工商界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參加推動工作。章乃器是最先號召民族資產階級跟著黨走社會主義的一個人。他擁護新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在籌組全國工商聯組織的進程中,為全國工商聯組織架構、理論建設和對于工商界的思想教育,他通過報告和撰文提出自己的觀點,提高工商界人士的思想覺悟。1952年6月他當選全國工商聯籌備會副主任委員,1953年11月他當選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在全國工商聯成立初期,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前夕,章乃器或撰文、或演講作報告,對全國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和思想認識起到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全國工商聯籌組前后章乃器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時期,中共中央與有關民主黨派協商籌組全國工商聯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幾年,各省市工商聯逐步建立,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須加強工商業聯合會的工作,準備建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同年10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提出要建立工商業全國性組織。全國政協常委會經過協商,推定陳叔通、李維漢、章乃器負責推動全國工商聯的籌備工作。陳叔通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維漢是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而章乃器以工商界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參加推動工作。經征詢出列席全國政協會議的工商界代表的意見,并與有關部門協商后,確定籌備工作按三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成立全國工商聯籌備處;第二步召開全國工商聯籌備代表會議,產生籌備委員會;第三步召開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章乃器是最早號召民族資產階級跟著黨走社會主義的一個人,他擁護新政協《共同綱領》,是最早參與全國工商聯籌備人員之一,在籌組全國工商聯組織的進程中,為全國工商聯組織架構、理論建設和思想教育上提出建設性的建議,1952年6月他當選全國工商聯籌備會副主任委員,1953年11月他當選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在全國工商聯成立初期,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前夕,章乃器或撰文、或演講作報告,對全國工商界思想改造和覺悟提高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全國工商聯成立前后各地工商聯的概況

          新中國成立前,老解放區的一些市縣在接收、改組舊商會后就成立工商聯或商會,如陜甘寧邊區的河南省老解放區的市縣就建立過商會。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大連市改組、合并了原5個商會成立了市總商會;解放戰爭時期,遼寧省的安東(現丹東市)、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河南省的漯河市分別于1946年、1947年、1948年成立了工商聯或者商會。舊中國存在著商會和工業會兩個商會,新中國成立之前在改組這兩個商會的基礎上,是建立兩個還是一個新商會有2種意見。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成立前夕,中共上海市委致電中央,就上海將成立合法工業、商業團體請示中央,電文中說:“在組織形式上分開與合并各有好處,分開成立商會與工業會的好處是能適應商業與工業的區別,合并成立工商聯合會的好處是:一、便于統一領導。二、對商業而言,可增加產業家的比重。三、更徹底地打破國民黨原來的機構。”8月7日,日理萬機的周恩來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這份電報上批語:“以成立工商業聯合會為好。公營企業主持人員也要參加,但不要占多數,以利團結并教育私人工商業家。”周恩來的批語之后,8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給上海市委并告各局各市的電報批復,批復內容為“工商業以合并成立工商業聯合會為好。我公營企業的主持人亦應參加進去一些,以便教育和團結私人工商業家,但公家人員參加者不要太多,以免私營企業家因公家人占多數不便講話而裹足不前。工商業聯合會重心應是私營企業,工業較商業比重應逐步增加;公營企業主持人之參加,在各地亦應隨各地工商業聯合會之發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數而能起有效地的推動作用。”

          中共中央關于組織工商聯的指示,決定了工商業團體以合并為工商業聯合會為好,各地按照中央指示紛紛組建了工商聯,1949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成立,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會召開,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與此同時,1949年11月15日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成立,1951年6月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1950年4月29日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未經籌備直接正式成立。1950年4月22日,重慶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成立。1952年12月,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成立,1956年5月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

          在各地工商聯籌備與成立之際,章乃器或在新政協會議、或在政務院會議、或在民主建國會會議、或在工商界刊物、或赴有關省市調研,作報告……,參與與組建工商聯的討論,與各地工商界建立起聯系,在工商界人士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樹立了一定的威望。

          二、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上推定章乃器代表工商界參加全國工商聯籌組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須加強工商業聯合會的工作,準備建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同年10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政治報告中提出要建立工商業全國性組織。全國政協常委會經過協商,征求全國政協委員中工商界代表的意見,推定陳叔通、李維漢、章乃器負責推動全國工商聯的籌備工作。陳叔通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維漢是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而章乃器當時作為工商界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身份參加推動工作。

          一般認為,章乃器的工商界身份確立于1930年代。1932年6月,中國征信所正式成立。1935年5月中國征信所改為股份有限公司,章乃器等11人當選為董事,同年7月,在董事會的常會上,章乃器被推選為董事長。之后,1940年6月,他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合作創辦上川實業公司,擔任總經理。后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分股,另組上川企業公司。1947年春,章乃器赴臺灣拓展上川企業公司業務,創辦臺灣物產制造公司。同年10月,根據民主建國會的安排前往香港,并在香港創辦九龍地產公司。章乃器所創辦眾多實業以及經營企業實踐,在籌備全國工商聯時,代表工商界身份是有足夠資本的,是能夠令各地工商界人士信服的。章乃器能夠令各地工商界人士信服,或者說在工商界樹立的威望與他參與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政治活動而產生的影響分不開的。章乃器有多年銀行工作,他感悟服務金融業必須掌握技術和知識,頻繁的業務往來為他積累了經驗,除了練習珠算、簿記和英語以外,他對于金融市場、銀行組織、銀行業務、商業法規深入研究,在金融界取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同時也認識了一批工商界人士。更重要的是他參與社會活動、政治活動,“七君子事件”,成為無人不知的人物,籌備成立民建會,得了一個雅號;“宣言專家”。早期民建會組織主要成分是工商界人士,因此代表工商界他非但有資本,而且有資格,更有責任。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政務院副總理、政務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章乃器被任命為15名政務委員之一。同月21日,章乃器出席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即中財委)成立大會,被推選為中財委委員。在擔任中財委委員期間,章乃器曾向周恩來總理建議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向副總理兼中財委主任陳云建議打擊上海等地投機狂潮、解決南北物資運輸等,均被采納。這也是他代表全國工商界籌組全國工商聯的條件,被認同的基礎。

          也就是在1951年10月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經陳叔通、李維漢、章乃器征詢出席、列席全國政協會議的工商界代表的意見,并與有關部門協商后,確定籌備工作按三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成立全國工商聯籌備處;第二步召開全國工商聯籌備代表會議,產生籌備委員會;第三步召開全國工商聯會員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

          1951年10月,首先推定18人組成全國工商聯籌備處,這是確定全國工商聯籌備工作的第一步。他們是:陳叔通、章乃器、沙千里(全國政協委員)、薛暮橋(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葉季壯(貿易部部長)、樂松生(華北區工商界代表)、李燭塵(華北區工商界代表)、鞏天民(東北區工商界代表)、陳季生(東北區工商界代表)、魏岐山(西北區工商界代表)、經春先(西北區工商界代表)、項叔翔(華東區工商界代表)、苗海南(華東區工商界代表)、江炳炎(中南區工商界代表)、余經堂(中南區工商界代表)、溫少鶴(西南區工商界代表)、李琢庵(西南區工商界代表)。陳叔通為籌備處主任,沙千里兼任籌備處秘書長。籌備處成立以后,制定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章程》,擬定了全國工商聯籌備代表會議的代表產生辦法,并進行了關于代表的推動和聯系工作,草擬了全國工商聯籌備會的各項章程,并做了準備全國工商聯籌備代表會議的必要工作。

          1952年6月,中華全國工商聯籌備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確定全國工商聯籌備工作的第二步,這個會議原定于1952年3月召開的,因為“五反”運動尚未結束,推遲舉行。出席會議代表413人,來自國營企業、合作社、公私合營企業、私營企業的代表,還有少數民族、港澳臺和旅外僑胞工商界人士及特邀的工商界有關人士。陳叔通致開幕詞,政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陳云講話。章乃器在會上代表民建總會致詞。也就是在這個會議上,陳叔通當選全國工商聯籌備會主任委員,章乃器當選副主任委員。1952年8月1日,章乃器出席政務院第147次政務會議,會議通過了《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為全國各地組建工商聯組織提供了行政性的依據,同時也為工商聯確定了組織架構。同月,章乃器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糧食部部長,這也是新中國第一任糧食部部長。他以政務院委員、糧食部長、全國政協委員、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于一體的身份籌組全國工商聯,使得他更有利于發揮他的理論及各方面的特長。

          1953年10月23日—11月12日,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確定全國工商聯籌備工作的第三步。出席會議代表640人。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全國政協副主席李濟深、全國總工會主席賴若愚、民建總會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分別在會上致詞。陳叔通致開幕詞,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講話,沙千里做了籌備會工作報告。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陳叔通當選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章乃器當選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排名第三,僅次于李燭塵、南漢宸。說來也有緣,陳叔通與章乃器都是浙江人,陳叔通是今杭州人,章乃器是青田人,他們都是浙江人。陳叔通1876年生,在浙江興業銀行任過職。章乃器1897年生,在浙江實業業銀行任過職,年齡相距21歲。湊巧的是:1954年起,擔任糧食部部長的章乃器入住的北京燈草胡同30號的四合院,這個四合院原來的住戶是陳叔通。這是題外話,但是從章乃器擔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屆副主任委員這一職務來看,可以看出中央、中央統戰部對章乃器的能力認可和信任,可以看出他在全國工商界中的影響。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雖然是全國工商界的重要職務,對于章乃器來說,更重要的是他所肩負的責任。

          三、在全聯工商聯成立前,章乃器從經濟形勢、經營業務和政治覺悟方面啟發工商界,號召工商界跟著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全國工商界中有影響,對于章乃器來說,他所肩負的責任則更重,由于他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和工商界問題研究,中央和地方邀請他做報告的很多。1950年11月29日,在民主建國會總會擴大會議上,章乃器作題為《全國工商界結轉起來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而奮斗》的政治報告。1951年10月27日,在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上,章乃器作《從西南土地改革談到民族工商業》的報告。同年11月25日,他以民主建國會總會常務委員會會召集人的身份在天津分會作題為《工商界與思想改造》的報告。

          他啟發工商界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參與學習、討論《共同綱領》,解讀《共同綱領》經濟政策,號召工商界跟著黨走社會主義道路,1949年9月,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國會發言,他說:“共同綱領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各革命階級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共同合作,各得其所。在經濟方面便是公私各種經濟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目前,能在廣大的經濟領域中取到各得其所的環境,就保證了民族工商業有很大的發展的自由。在將來,更保證了要在很美滿的社會環境和很優良的社會條件下依然是各得其所的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他的發言是1949年9月23日,9月24日全國各地報紙刊登了章乃器的發言稿,刊登時起了一個標題《新民主主義的民族工商業家底任務》。也就是這段話,晚年他在給兒子的信中曾經說道:“我是最先號召民族資產階級跟著黨走社會主義的一個人”。

          二是利用自己經營業務知識向全國工商界傳授。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利用自己掌握會計原理,解決工商界的困惑。這也是在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的一件事。出席會議的著名會計師徐永祚告訴章乃器:“在十多年前,我曾經在一本會計刊物上主張用收付方法,引起了爭論。北京孫樂先生最近著的《中式簿記學》和《新中式簿記論》兩本書,主張用收付方式記賬,論述頗為詳盡。許多事實證明,在的新的會計工作人員當中,很多人都已有了同感。”過了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章乃器與時任新中國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孟用潛談到這個問題,孟用潛要求章乃器趕快用文字來推動。孟用潛認為,只有用收付記賬法,合作社的會計制度才可能廣泛地建立起來。于是,章乃器撰寫了《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一文,刊登在1950年1月《大公報》上。文中強調“用收付方法記賬只有比復式簿記便利。在訓練會計人員時用生硬的借貸方法要使訓練時間延長三四個月,而且依然容易犯錯誤。”這篇文章當時不光引起會計界的討論,也引起了行政機關、企業單位、學術團體和社會團體的重視,更重要的是促進了企業記賬制度改革,有利于工商界所辦企業的科學管理。1950年2月上海市工商聯籌備會主辦的刊物《上海工商》第一卷第10期全文刊登了這篇文章。后來,章乃器又撰文《再論應用自己的簿記原理記賬》,將討論引向深入。引發關于收付法與借貸法的大討論,其建議也為政府所采納,在近現代會計史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是啟發工商界,提高工商界人士的政治覺悟。1951年3月,章乃器撰文《工商界與鎮壓反革命》,3月14日,該文首先在《光明日報》刊登,就湖南零凌發生的縱火案,因反革命分子破壞,使得632家商戶受災,損失159億(舊人民幣)的事件發表看法。他以事為例,通過啟發,提高工商界人士的覺悟。他說:“工商界必須完全消除莫管國家大事的思想,而要團結起來,加強同業的組織,共同為鎮壓反革命而努力。”他結合工商界當時簽訂《愛國公約》與《業務公約》的動員,要求工商界:“必須在愛國和業務公約當中,加入努力鎮壓反革命的條文。”他總結一條規律:人民一旦有了辦法,匪特便沒有辦法,人民有了力量、有了辦法,匪特就無法擾亂市場了。這篇文章也被1951年5月15日出版的《上海工商》全文轉載了。他以真實的事件、血的教訓為例,啟發、引導工商界除“在商言商”以外,還需要關心國家大事,關系人民的生活需求。

          四,在全聯工商聯成立后,章乃器繼續宣傳黨和國家政策,宣傳總路線,為工商界的解惑答疑,闡述工商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

          1953年11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章乃器那年57歲,當選為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成立以后,為配合黨做好工商界思想改造工作。1954年2月,受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委托在天津市工商聯第三屆第二次會員代表會議上,章乃器作《信任領導,積極努力,在總路線燈塔的照耀下穩步前進》的長篇講話,闡述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問題,解答當時工商界困惑的、所關心的問題,他說:共產黨領導工商界,是費盡苦心的。我們可以用“因勢利導、引人入勝”八個字來形容這一件周到、細致、正確的領導藝術的杰作,這提供了工商業可能改造的主要條件。同時,他也鼓勵工商界先進分子能夠看清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只有走社會主義改造的路,同時也有足夠的條件可以說服一般工商界群眾。他指出:“一切事實都足以說明,工商界的親身經驗也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的道路是‘死路一條’。蘇聯的顯示可以說明,新中國四年多來的成績也可以證明:社會主義是唯一的無限光明的大道”。他充滿信心,在當時工商界反響很大,影響深遠。這篇文章后來也在《上海工商》全文刊登。

          1956年公私合營高潮過后,章乃器學習和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在同年11月17日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一屆二中全會提交題為《如何評價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兩面性》的書面發言。1957年 6月,他再次寫了《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兩面性問題》發表在《工商界》月刊第6期。同時,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的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章乃器作了《關于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講話。這篇講話后來發表于6月9日的天津《大公報》。6月10日,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后的發展,形成了眾所周知的結果,不是本文主意和所及范圍。

          綜上所述,章乃器擁護新政協《共同綱領》,在籌組全國工商聯組織的進程中,為組織架構、理論建設和思想教育上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在全國工商聯成立初期,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前夕,章乃器對民族資產階級思想改造和提高覺悟起到積極的作用,在工商界享有聲譽。被推定代表工商界參加全國工商聯籌組不是偶然的,除他有從事銀行工作、創辦實業、創辦企業的經歷的工商界身份以外,他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威望。這個威望來源于他在工商界影響和作用,他以理論見長。當然,更重要是他對全國工商界所肩負的責任。

          雖然章乃器對于工商界的有些報告、有些文章的內容,由于時代的變遷,形勢的變化,對于現在適用程度有限,還有文章許多內容或許不能完全解讀他本意和實質,但是對于當時工商界的啟發和教育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是也有些內容被章乃器所言中的。比如:在《信任領導,積極努力,在總路線燈塔的照耀下穩步前進》演講中,針對當時“工商界中還有人在想,最好是馬上摘去資本家的臭帽子,去做光榮的工人”。章乃器預言:“愿做工人的思想是很好的。將來大家都要成為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時隔25年,1979年6月15日,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詞中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還有1949年9月23日章乃器在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說到:“我們民族工商業家便可以擺脫資本主義衰老時期的苦惱和罪惡,同為新社會主義自由快樂的主人。在這里,我們民族工商業家必須熟悉毛主席的七一論文,取法共產黨一面發展自己……(工商界)每個人更愉快地生活著,事業會更光榮的繼續為人民服務。”邁入新世紀、新時代,國家的發展、人民幸福生活也是當年章乃器當時所期待的,所向往的。

          (作者系民建上海市理論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聯原調研員、副研究館員、上海金融檔案史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上海中山學社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理事。本文是2019年青田章乃器學術研討會大會宣讀學術論文)

        責任編輯: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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